当监控走进生活，对孩子是监管重要还是隐私重要？

    “现在科技真可怕，上周儿子学校收了我100元钱，给了个摄像头登录密码，今天在手机下个软件，就可以登录我儿子班级的监控摄像头……随时随地看我儿子班级的实时画面了！”在社交媒体上的爆料，又一次引发学校教室是否应该安装监控的讨论。此前，针对高校、中小学课堂都曾多次讨论过安装监控的法律依据、功效用途和结果影响。

     可以说，唯一算是没有争议的只有幼儿园。这些针对2-6岁孩子的安全性安装摄像头，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，都不存在什么意义，孩子本身也不会有太多的隐私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中小学讨论最多的就是学生的隐私，也就是学生个人的隐私权问题。不过，假如对于教室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说法没有异议的话，那么教室里安装监控应该也不存在与法律抵触的问题。当然，安装的位置、拍摄的角度、察看的权限，这些都需要符合具体的规定，而不是由学校单方面说了算。

    人们对于监控的态度，一直存在两极分化的看法。在保护公共安全层面，人们甘愿或者愿意让渡自己的隐私，例如在高速公路、火车站、地铁站、商场、停车场等地，监控反而给人以安全感。在近期热播的纪录片《辉煌中国》里，公共场所的摄像头被描绘“成正义的助手“，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，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，这个叫做 中国天网 的大工程，是守护百姓的眼睛。”

    但在教室这个问题上，尤其是中小学这样的虽然未成年、但已经有了一定的隐私观的人群，还是很容易产生争执。如果在公立学校，那就按照基本的规章制度来办，而如果是私立学校，那么就可能需要更民主的讨论、决策过程。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，规避监视这是追逐自由的本能体现，对于还未成年的孩子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在保障安全方面，安装监控有着充分的理由，例如防止老师对学生的体罚，或者说校园霸凌现象。虽然最终的效果未必令人满意，但监控存在本身，的确构成了一个影响学生与家长、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变量。对于学校来说，监控可以更好地监督老师，也可以获得家长的信任；对于学生来说，监控让自己变得不自由，但他们总有办法突破这样的监控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，监控是一种新的权力，但这种权力并不是固定掌握在某一方手里。我们不必担心监控会变成老师震慑学生的新武器，因为学生会逐渐学会在监控下应对所有。甚至，监控反而可能被学生所利用，成为约束老师、霸凌者的助手。而家长也许需要耗费更多时间观看视频，无形之中，他们承担了原本应由老师承担的部分责任。

    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00后这一代早早地进入了监控时代。不要说商场和教室，就连自己的房间，都可能存在监控。这是因为父母为了更早获得孩子的状态信息，选择用安装监控的方式来确保孩子的安全。家庭内部常常没有民主可言，父母对孩子的权力很大，以致于一部分孩子即使在家也处于监控之中。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教室监控只是家庭监控的一种延伸，都属于父母控制的一种手段。

    当我们还来不及讨论清楚新问题的对与错时，孩子们已经能够有效适应这套规则，甚至找寻出了其中的Bug。监控权力也许如福柯说的，它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，需要通过运转、调配和计谋来获取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接下来，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具体的因为监控而引发的新问题。